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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如何通过教育影响子女的阶层流动?

2019-10-27 16:53:30   【浏览】2238


写作,王一平

近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兼社会学家谢玉在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家庭背景、教育成就和社会流动:中国文化的作用”的讲座,讨论家庭和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及跨境比较研究中发现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谢玉指出,文化对中国的社会分层有很大影响。

谢玉是一名社会学家,密歇根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知识分子》总编辑。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统计方法、人口统计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代表性著作包括《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和《亚裔美国人的统计描述》。

教育如何通过阶层流动来改善社会不平等?

在社会学范畴内,社会流动的定义通常始于父母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止于子女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从头到尾的距离就是社会流动性的程度。社会流动程度越高,社会开放程度越高,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指出,父母对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被社会认可的机制。至于社会不平等,社会学家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清楚地说明了它的发展规律。他指出,在不发达地区,社会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随着发展的加速,社会不平等也在加剧。然而,在发展到更高水平后,福利制度将得到完善,福利型发达国家将形成。这一发展过程完全是一条倒U形曲线。

谢玉在演讲现场用数据显示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就中国而言,谢玉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然而,他在2010年发表的《理解中国的不平等》一文中也指出,“社会不平等问题本身不太可能导致当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他列举了以下原因: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由集体力量造成的

(或缓解)

而不是个人。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助长了基于绩效的不平等,绩效被定义为促进人民的集体福利。换句话说,中国人相信业绩,基于业绩的不均衡分配不会引起太多分歧。高考和高考选择方法中的决定论就是如此。

此外,今天许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不是机制本身的不平等,而是具体分配过程的不平等结果。同时,社会流动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在今天的中国,依靠个人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从而实现阶级崛起的公认机制仍然可以有效运作。其中,最主要的是代际流动性。父母通过投资下一代来帮助下一代实现阶级崛起,这主要体现在教育上。

因此,教育已经成为打破不平等社会阶级壁垒的主要手段,这也是贫困家庭的第一学者等相关话题总能在中国引起热烈讨论的重要原因。然而,另一方面,对于新中产阶级来说,教育也是帮助他们的孩子保持精英地位的重要手段。就像《小快乐》中的父母一样,即使他们已经在北京和某个学区注册了永久居留权,他们也不会在孩子高考面前松懈。

在流行戏剧《小快乐》中,洪涛扮演一位决心让女儿进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母亲,她不明白女儿为什么选择南大。

出身家庭如何影响儿童的教育成就?

众所周知,东西方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很大差异。教育领域也是如此。从教育成就的角度来看,东西方有着显著的差异。简而言之,东方学生的成绩相对好于西方学生。

根据比萨、蒂姆斯、普莱尔和其他评估项目,东亚学生的成绩普遍优于欧洲、北美和其他西部地区的学生。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多民族国家,亚洲学生的学习成绩优于同一国家的白人、黑人和其他民族。

从结果来看,东西方学生的教育成就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影响教育成就的因素是什么呢?谢玉给出了两条可能的途径:

一个是家庭

(即父母)

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会影响他们面对子女教育时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影响他们最终的教育成就。或者,家庭政治和经济地位直接影响教育成就。在家庭影响教育态度和行为的过程中,文化起着一定的作用。在家里。

(或父母)

对儿童教育的投资可以分为物质投资和非物质投资。谢玉指出,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父母的非物质投资往往比物质投资对最终学业成绩有更直观的影响。这种非物质力量,如教育期望,正是文化影响教育的地方。

二是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即地区、城乡、时代、政策、教师等外部客观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或者直接影响最终的教育成就,或者通过它们对教育态度和行为的直接影响而潜在地影响最终的教育成就。就中国而言,这一结构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就城市和农村地区而言,城市教育资源和成就优于农村地区。总的来说,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好,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好。在中国教育不平等的讨论中,这种结构性差异往往是讨论的核心。

电影《谁也不能少》的剧照展示了中国农村教育的种种困难。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谢玉及其团队对中、美、德三国的相关教育数据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整理和跟踪调查,试图分析家庭和结构因素对儿童教育成就影响的跨国差异。具体而言,家庭因素是父母受教育的年限,而结构因素是城市和农村地区、地区、种族和其他问题。具体的衡量指标是数学分数和单词分数。

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与以父母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家庭因素相比,城乡和地区等结构性因素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更大。然而,在美国和德国,城乡和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影响最大的结构性因素是种族。然而,总的来说,与结构性因素相比,西方国家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子女的影响更大。

更具体地说,在中国,无论父母受教育多久,他们都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并愿意尽最大能力进行物质和非物质投资。因此,在内部比较中,城乡和地区等结构性因素更有可能导致最终教育成就的差异。

然而,在西方社会,由于相对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教育体系,城乡和地区等结构性因素不会导致教育上的很大差异,父母受教育年限等家庭因素将成为主要影响因素。父母受教育年限越低,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和期望就越低,所以最终的教育成绩相对较差,反之亦然。

由此可见,东西方家庭因素对教育成就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谢玉在讲座中用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并且在考试中得了80分。

(百分比)

一些中美学生和美国父母可能会为他们的孩子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感到高兴,并优先给予鼓励。另一方面,中国父母更倾向于寻找学生失去20分的原因,以鞭策为主。这种差异背后是文化的作用。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教育期望也是不同的。

基于以上两部分的讨论,谢玉认为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他将教育期望视为一种直观的文化因素,并试图探索家庭背景对教育期望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期望是不同的。

谢玉和他的团队以东亚的三个西方国家,即中国大陆、台湾、韩国和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为样本,探讨了东西方文化背景下家庭背景对教育期望影响的差异,以及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多民族国家亚洲群体和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异。

最终结果表明,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家长教育水平对东西方比较维度的“教育期望”影响不大。无论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何,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期望都相对较高。

在讲座中,谢玉特别指出,在东亚和亚洲群体中,新生儿的父母对其所有年龄的孩子都有最高的教育期望。以甘肃省的一个贫困县为例,他的团队在那里收集数据,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该地区70%的新生儿父母期望北京大学教育他们的孩子。

在西方国家,父母的教育水平对“教育期望”有很大影响。一般来说,父母的教育水平越低,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就越低,反之亦然。

这种差异也存在于多民族国家。对亚洲家庭来说,不管父母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如何,他们对孩子都有一定的教育期望,这大致相当于白人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在白人和其他种族群体中,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其子女的教育期望成正比。

谢玉在演讲中展示了亚洲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差异。

谢玉认为,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是文化的作用。文化心理学家理查德·e·尼斯贝特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提出了这一观点。与西方相比,东方普遍认为自我更具可塑性。也就是说,东方文化更倾向于相信人类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因此强调后天的努力。

卡罗尔·德沃克的心态

(心态)

这本书进一步指出“心态”

(即心态)

它将影响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影响一个人的学习,并在获得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发挥持久的作用。他的研究表明,具有“能力是日复一日可塑的”心态的人更有可能成功。

哈罗德·斯蒂文森(Harold w. steveson)通过对中美教育的比较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在中国教育中,人们普遍认为能力是后天获得的,成就是不断实践和后天获得的结果。

谢玉进一步将这一文化原因追溯到孔孟的儒学。他指出,孔子的“无班教学”是这种文化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家庭背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成名。在教育面前,人人机会均等。他还引用了中国的科举传统来证明这一文化渊源。

然而,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强调勤奋的因素,如“只要你努力,铁杵磨成针”,也有强调出身和血统的因素,如“龙生龙,凤生凤”。因此,文化在教育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完全符合文化的假设。然而,正如谢玉所说,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和令人宽慰的概念。

作者王一平

编辑

校对,薛静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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